一些在京津冀霧霾治理中改造的生物質鍋爐，去年以來重新燒起了煤炭。

生物質能源曾和風能、太陽能并列為三大可再生能源。國家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十幾年來，風能、太陽能發展得風生水起，唯獨生物質能越來越舉步維艱。投資建設了差不多10年的生物質電廠，目前大部分陷入虧損，有的甚至停產；生物質成型燃料行業也是困難重重，國內多數秸稈成型燃料企業處于虧損甚至停產狀態。

國家《生物質發展“十二五”規劃》提出，到2015年，生物質能年利用量要超過5000萬噸標準煤。但據記者了解，截至2014年底，生物質能實際利用量僅為3000萬噸標準煤左右，“十二五”目標看來有可能落空。

發展生物質能源既可以避免焚燒秸稈造成的污染，又可以變廢為寶，增加農民收入，這種利國利民的好事為啥做不好呢？

“廢物”的成本并不低

生物質發電，1千瓦時發電成本在0.7元左右，高于煤炭發電成本

生物質能是目前世界上應用最廣泛的可再生能源，消費總量僅次于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氣，位居第四位。生物質發電，主要是通過將秸稈、蔗渣、城市垃圾等生物質原料直接燃燒或轉化為可燃氣體后燃燒，產生熱量進行發電，具有資源分布廣、環境影響小、可以永續利用等特點。

論起步時間，生物質能和風能、太陽能差不多。然而十幾年過去了，我國風電累計并網容量超過1億千瓦，規模世界第一。太陽能光伏產業更是遍地開花，不僅產能世界第一，去年國內光伏電站建設投產也已突破1000萬千瓦，居世界前列。在風能、太陽能“風光”的同時，生物質能卻慘淡經營。

生物質能的困境其實就三個字：成本高。比如生物質發電，1千瓦時的發電成本差不多在0.7元左右。生物質成型燃料的價格同樣不菲，生物質壓塊燃料的價格為600—800元/噸，生物質顆粒燃料價格為8750—12050元/噸。與同等熱值的煤炭比，這個價格顯然沒有優勢。近兩年煤價下跌，一些產煤大省的煤炭發電成本為0.3元/千瓦時左右。這也是導致生物質鍋爐改燒煤炭的直接原因。

問題來了：煤炭是要從地下挖出來的，而秸稈是農民可以在田間地頭燒掉的廢物，它的價格怎么會高過煤炭呢？

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生物質能專委會秘書長肖明松告訴記者，生物質燃料的產業鏈中，存在問題最多的是“收儲運”環節。我國的農林生物質原料分散、多樣、收獲期短，收集、運輸、儲存難度大，大場地難找，防雨、防火、防霉變要求高。農民一家一戶燒掉秸稈可以說沒有成本，但是要大規模集中起來，就需要考慮配套打捆機、粉碎機、烘干機，加上人工等，投入就很大，成本一下就上去了。

記者曾經到山東一家生物質電廠采訪，這家裝機容量3萬千瓦的電廠一個月就要燒2萬噸秸稈，一年就是24萬噸，光料場就要占100多畝地。而且，生物質不像煤炭，產運銷都沒有成熟產業鏈條，加上密度低，所以收儲運的成本都很高。所以，這家發電企業自投產之日就陷入虧損。電廠負責人告訴記者，電廠年發電量2億千瓦時左右，當時的上網電價是0.594元每千瓦時，總收入有1億多元，但去掉燃料成本、稅費、折舊、還貸等，企業每年要虧損上千萬元。

生物質成型燃料企業也面臨同樣困境，特別是近年來煤價的下跌和國家補貼的變化，更是讓這些企業雪上加霜。比如位于淮安地區的江蘇國綠生物質燃料有限公司，由于沒有了政府補貼，企業陷入產量越大、虧損越多的窘境。

補貼“奶”該怎么吃

補貼不可能無限延續，給“奶”也要體現市場化原則

新能源成本高也算是行業的通病。對于國家鼓勵的產業，起步階段政府補貼是慣例，風能、太陽能離不開補貼，生物質能也同樣。因此，談到生物質能今天的困境，不少人將之歸結于國家補貼政策的變化。

據了解，為推進生物質成型燃料發展，2008年，財政部印發《秸稈能源化利用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》。《辦法》實施之后，我國生物質成型燃料產量由2007年的不到100萬噸增至2012年的550萬噸。然而，由于經營不規范的小規模企業過多，以假發票、做假賬及虛假銷售等手段騙取國家財政補貼的行為屢見不鮮，因此從2013年開始，財政部暫停了秸稈能源化利用補貼政策。

據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統計，取消補貼以來，國內大部分的秸稈成型燃料企業原計劃擴大規模及產能的計劃落空，直接影響到了成型設備的銷售，企業基本處于停產或虧損狀態。

業內人士還拿出全球清潔爐灶聯盟調研的結果呼吁國家不能“斷奶”：全球生物質爐灶企業主要都是通過補貼實現盈利。50%的生物質爐灶企業和46%的生物質/煤爐企業都得到過補貼，補貼資金可占到企業營收的72%—74%。

嬰兒期吃奶是必需的，但是問題的關鍵是這奶該給誰吃，吃到何時？

仔細分析不難發現，風能、太陽能的成本高和生物質的成本高，有本質不同。前者的高成本根子在設備造價，因此，只要規模上去了設備造價自然會下來。以風電為例，10年前3兆瓦以下的風機每千瓦造價都過萬元，而如今已經跌破5000元。陸上風電每千瓦時發電的成本也從最初的0.7—0.8元下降到了0.3—0.4元。這就是說，國家在電價上適當補貼，風電就可以發展起來。而隨著規模擴大，這個產業是可以實現自我良性發展的，那時“奶”是可以斷的。生物質能則不同，它的高成本不是設備而是燃料。而由于生物質燃料的特殊性，其價格可能無法簡單地和規模成正比。因為擴大規模就要擴大秸稈的供應半徑，而半徑越大，收儲運的成本就越高。因此對生物質能源的補貼可能遠比風能、太陽能復雜。

正是這一原因，今年4月30日，財政部發布了《可再生能源發展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》，明確了可再生能源發展專項資金分配將主要采用競爭性分配、因素法分配和據實結算等方式。從補貼政策的變化不難看出，其中最大的變化是“給奶”也要體現市場化原則，而不是簡單地“大水漫灌”。

規模化和分散化矛盾嗎

“公司+網點+農戶”模式是解決矛盾的一種思路

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秦世平認為，如何通過技術進步來降低生產成本，才是生物質成型燃料產業化發展的關鍵所在。目前生物質成型燃料的市場并未形成，因此政策應當在提高生物質能產品市場競爭力上給予扶持。有人反映現在補貼門檻高了，其實國家制訂補貼政策的初衷就不是鼓勵生物質能源企業因陋就簡、遍地開花，而是鼓勵企業專門從事生物質能源，培養骨干型企業。

補貼有實力的企業，讓生物質能企業不斷做大，這和生物質能資源分散、集中規模成本過大會不會矛盾？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生物質能專委會的專家認為，我國是小農農業，以戶為單位的種植模式，導致秸稈資源分散性、多樣性、小規模，成型燃料也無法與化石能源相比，市場半徑不宜過大。因此，成型燃料最好的商業應用模式應是：立足本地，就地產出，就地使用。

不做大就沒有市場競爭力，做大又有資源稟賦的困擾，一些地方探索出的“公司+網點+農戶”模式是解決矛盾的一種思路。“公司+網點+農戶”模式的核心是化整為零，把大規模化解成眾多小規模，這樣，公司化運作可以實現規模化經營，遍布農村的網點又可以解決秸稈只能就近收儲運難題。而與農戶結合，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還可以解決原料供應和終端應用問題。業內專家指出，只有讓產業鏈上的利益相關方實現分工協作，并都能從中受益，才能實現行業的可持續發展，生物質能的“斷奶”就有可能實現。比如河北天太生物質能源開發有限公司，通過在多個地方設立秸稈加工點，僅2013年就在河北省建立了50余個秸稈加工網點，具備了年產15萬噸成型燃料的生產能力，從而形成了多個成型燃料生產基地，實現了規模化運營。